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警察暴力示威。其规模之大，让不少人思考为何示威会在这个节点爆发。要深入了解，就必须看这个制度为何和如何使用暴力。
要知道，这个制度用种种方式每天向我们社区施加暴力——工资盗窃、长时间工作、高房租等。这些经济暴力是慢性的，它持久地蚕食我们的健康和破坏我们的社会关系，让我们成为只想着为生计奔波而出卖劳动力的奴隶。而这个制度所保护的人群——大地产商和无良老板——则在这些经济暴力和剥削中得益。在纽约州，每年有十亿美元的血汗钱从工人手里被偷走。最离谱的例子是家庭护理，她们被迫做24小时工作日，只得13小时工资。而纽约市政府则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大地产商入侵社区大建豪华高楼，抬高地税和租金，逼迁工人、住客和小商户。警察作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来保护有钱人的财产和打压有色族裔，是这个制度性种族歧视和暴力的最直观的体现。
新冠疫情则让这个制度的暴力和种族歧视得到集中体现：很多小商户和住户因失去收入而交不起租金，被迫关门或面临逼迁；必要行业的工人如护理面临感染的风险继续上班，而政府和公司却没有提供足够的防疫用品；有色族裔人士因交不起贵租而被迫聚居，导致疫情期间无法自我隔离，从而使得感染率和死亡率更高。与此同时，大财团和顶尖1%的富豪则获得政府数以千亿的肥厚补贴。美国政府就算如何鼓吹其制度的优越性，也掩盖不了感染和死亡人数远超其他国家这一屈辱的事实。但是，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只是数字。美国政府劫贫济富的行为虽然是很多人的切身体会，但政府长期以来的慢性暴力已让很多人对此麻木。
而弗洛伊德之死被录了下来，则让人直面这个制度的暴力，从而触发了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愤恨并上街游行。可以说，弗洛伊德之死是人们对制度性种族歧视和暴力的宣泄窗口。
所以，在我们关注和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时，应该联系到我们每天面对的经济暴力，为了自己和社区的未来而觉醒和组织起来。要真正地解决问题，就要谴责政府勾结大地产商和无良老板，并团结各族裔，要求市长和州长设立援助金保障工人和小商户的生计，全面减租减地税，停止给予大地产商津贴和优惠，并通过【华埠工作组土改方案】来反对逼迁，通过【防工资盗窃法案】来消灭工资盗窃现象。
华人职工会 宁子舜
